那些年一起共事过的老外—老外如何展示安全领导力

今天从昆明回成都的飞机上，关于Leo的记忆毫无征兆地扑面而来，一帧帧画面像播放机一样在脑海里浮现。

Leo的昵称是short fat ugly Leo，是当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对自己的自嘲。

最后一次见Leo应该是2011年，这十多年其实很少会想到他，即便回忆闪过那时的井场，也没有特别的想到他。

他个子不高，短发，belly明显，大胡子发白，手上戴着三个戒指，听他说一个是结婚戒指，一个是十年纪念，一个是三十年纪念。现在想想，也许就是这三个戒指给我的冲击太大，导致我对戒指比较有执念。

Leo不吸烟，但有时吃完晚饭会让司机专门送我们两个到镇上喝瓶冰镇啤酒，配上一盘花生米。我会和他讲我父亲也喜欢花生米配酒，不过是白酒，他就笑，I hate white wine，too crazy 。

他最喜欢的中国菜是sweet sour pork ，最不喜欢的是皮蛋。

Leo 打电话或者视频会议后说再见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用Goodbye，一直讲的Ciao。我问他是什么意思，他说是意大利语的再见的意思。Leo祖上是意大利移民到加拿大，所以会讲一点意大利语。

圣诞节时，他亲自上手料理火鸡，邀请大家一起共进晚餐。

在众多合作过的加拿大人中，Leo在专业上的严谨和一丝不苟是最让我尊重的。

他不擅长电脑，只能用一个指头慢慢找字母，但即便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每一次他都会亲自计算下钻的参数并编制钻井指令书，从不让我帮忙，他说，I have to have it in control by myself。

每月有一次食品安全检查，轮到他带队的时候，每次他都会趴在地上，用手电筒照着检查所有餐柜后面的漆黑；把冰箱搬开，检查冰箱下面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检查方式，那个趴地的动作对我来说太震撼了。八年后我开始做咨询，每次做调研时，每一个怀疑的地方我一定亲自动手，不管多脏多麻烦。现在想来可能潜意识受他的影响很大。

每天早、中、晚三餐，我和Leo都一起从井场走到生活区的餐车。这条路有一个小的坡度，大概只有200米，但是每次往返生活区和井场之间，Leo都会顺手捡起道路上的垃圾。最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，也感觉到惭愧，因此我也只能默默地跟着一起捡垃圾。所以，你经常会看到一老一少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、塑料瓶等，然后在手里拿着直到生活区的垃圾桶。

每个周六的晚上6点，是召开周安全会的时刻。我记得第一次我组织召开安全会前，Leo掏出200块钱给我，说：“这是我自己的钱，奖励那些愿意帮助我们查找隐患的人，只要我是这个井场的钻井监督，每个周都有”。我很惊讶，因为公司还没有这项制度，而Leo作为一个顾问（公司专门从加拿大一家顾问公司请来的钻井监督）自掏腰包来实行奖励政策的做法让人惊讶。我将此告诉了钻井队的弟兄，换来一片欢呼。我给在加拿大的安全总监HARRY汇报了此事，后来公司顺手推出了这项制度，每周也提供300元现金奖励那些积极上报隐患的人，而LEO的那200员奖励机制一直保持到他离开中国。

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工作理念和方法常常造成冲突。我的职位是翻译兼职安全监督（注意：翻译在前，监督在后），于是我常常在矛盾的冲突中左右为难。有一次Leo私下跟我说：“你不必为难，有些不好的话你可以直接翻译，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谈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些事情拉近距离”。于是每个周日中午，邀请钻井队长共进午餐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。他和队长之间除了工作之外，每周有了一次非正式的交流机会，可以肆意地开玩笑、谈心事。

对于团队建设，他也有自己的想法，虽然不是他的队伍。某个周六安全会上，Leo提议说：“咱们每周开展一次比赛活动——捡垃圾”。于是从那个周六开始，安全会后多了一项活动——全井场的人一起排着队在从井场到生活区的路上捡垃圾。道路中间一分为二，两边的兄弟进行比赛，先完成的那一个组可以获得100员的奖励。

钻井作业持续了1年，后来转入完井测试阶段。公司从加拿大请了专门的完井监督，Leo完成使命返回加拿大。

Leo没有上过高等学府，是从钻井现场最底层一点点学并干到顾问的岗位（西方企业钻井监督基本都是这样从基层干起来的）。记得他曾经说过，计算的结果有时候不如感觉来的准确，因为在几千米的地下什么都可能发生，而经验的确是宝贵的财富。我不知道现在科技的进步能否替代经验，但在当年，他的确因为感觉而做出了不少准确的判断，赢得了中方队伍的大拇指。

在钻井业务、钻井安全和个人安全上，他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言论，有时候过于朴实无华，做多于说，但也正是他在业务上一点一滴的行动，全体队员都看见了，就自然而然的跟上。

所谓的领导力，也不过于此。

现在的Leo应该快70岁了，不知道是否还依然奔波在全球各个地方。祝愿他身体健康，祝福他一切顺遂！